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版 - 第281期(2011年10月30日) - 第01版:要 闻      语音播报
 

夏邦华:心怀感恩 笃定信念



人物名片:
  夏邦华,1921年生。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,1938年入党,同年9月经组织调延安工作和学习,并任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会教育科长、支部书记,1946年调鲁南军区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、支部书记,1954年转业。1975年任北师大顾问室顾问,1982年离休。



  战前夕,我参加了一二·九运动,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我们演出街头剧,张贴抗战标语和海报,教唱抗战歌曲,编小学教材等,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。


  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后,又把魔掌伸向华北,国民党不抗日却反共,人民生活在苦难中。1935年,我党领导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·九抗日救亡运动。12月20日,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举行了示威游行。我当时14岁,读初中一年级,参加了19日的准备工作,糊旗子、写标语口号等,20日参加了游行示威。
  1936年4月,我在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武汉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。当年5月,学联被国民党下令取缔,被迫转为秘密学联,我们也转为秘密活动,在同学中宣传要抗日救亡,组织同学读进步书刊。
  1937年初,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当年年底,武昌区委决定我回故乡黄冈仓子埠区(五区)工作,我就回到了五区龙王墩村家中。到五区区长苏化龙那里联系如何开展工作时,我见到了张明同志,他带来董必武同志写给我们的信,董老在信中指示说:黄冈中心县委已成立,由组织部部长张明领导我们工作。张明同志和陈锦文大姐(县委秘书、妇女部长)多次来龙王墩,到我家了解情况、指示工作。当时陈锦文和流亡的女学生同住我家,我的父母掩护我们,并热情支持我们的革命工作。我们以我家为基地,到一些大村镇巡回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日寇抢三女》(东北、华北、华中)等街头剧,同时张贴抗战标 语 和 海报、教唱抗战歌曲、编小学教材、联络了几名进步绅士、接待流亡百姓,并为他们募集钱、粮和衣物。我们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。


  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穿上军衣,和十多名工人组成八路军队伍,坐货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


  我十七岁时,张明和陈锦文同志介绍我宣誓入党,那是1938年4月初。一个月后,黄冈县委调我到汉口湖北省委新党员训练班学习,9月底省委组织部调我到延安学习和工作。我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穿上军衣,和十多名工人组成八路军队伍,坐货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进了延安古城,满眼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战士和学生,满耳是抗战歌声。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,先到中组部党员训练班学党的基本知识,再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会做教育科长和支部书记,后又到女大学习社会科学知识。
    1938年冬党中央通知说:日寇将轰炸延安,各机关团体居民须限期迁出城。接到通知后,我们保育会立即搬到安塞县,我留下办理交接事宜。不到两天,拂晓就听到警报声,一会儿日本鬼子的轰炸机群对延安疯狂轰炸。我们卧在墙边,我身旁的一位女同志腰上插进一大块弹片,当即牺牲了,几步外还炸死了一位男同志。延安城里随处可看到断臂缺腿、血肉模糊的老百姓,惨不忍睹,医护人员忙着抢救。这次死伤了一百多名老百姓,炸塌房屋无数。当天下午,各单位留守的十几人背起背包到城外宿营,第二天清晨,敌机又来轰炸,延安已是空城了。
    汉奸汪精卫投降日寇成立伪政权,蒋汪暗中勾结。中央在延河西岸广场开反汪大会,那天大风沙,毛主席给我们做了关于《反对分裂投降、坚持团结抗战》的报告。


    经常看到老乡给前线送粮食和弹药,有肩挑的、推小车的、牲口驮的,浩浩荡荡的一支长队望不到尽头。我们的部队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。


    1946年春,组织上决定我们几名同志到山东前方工作,我们告别了延安,到绥德过黄河,一路东行。沿途是我们解放区,到八路军驻地过闫锡山的铁路封锁线时,军区保卫部的同志嘱托民兵队长帮助我。我们在夜幕中跟着护送的部队走到铁路边伏下,不久敌人的巡路车开过,打了一阵机关枪。过了一会儿,带队的同志下令过路,我背着五岁的儿子跟在部队中间跑了一阵子,带队的叫休息,说是已安全过路了。
    队长派给我一辆牛拉板车,坐上铺着稻草的牛车我就睡着了,直到赶车的老大爷喊醒我,告诉我兵站到了。这时天已大亮,兵站煮了一大锅带菜的稀饭招待我们。饭后我们继续东行,经过一望无边、满目麦浪的大平原,到滕县鲁南军区报到。在那里,组织分配我做政治指导员、支部书记,给连队的战士上政治课和文化课。
    初冬,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已经露头,其快速纵队离我们驻地不到一小时的路程。军区决定非战斗人员转移到距司令部三十多里的山村。我带领非战斗人员、干部病号、家属和十名13岁以下的战士(名为理发班),行军来到山村。由于我要前后走动着做工作,带领大家行军,只背着一个工作用的军用挎包和五岁的儿子,顾不上自己的行李背包,到晚上宿营时,发现不知是哪些同志把我的行李甚至书本和日用杂物都背来了。
    在前方,夜幕中经常看到老乡给前线送粮食和弹药,有肩挑的、推小车的、牲口驮的,担架队肩上扛着的木板上面挂着绳子。老乡中有老大爷、年轻姑娘、小伙子和半大小子。有的是一个村子送的,有的是区上组织的,浩浩荡荡的一支长队望不到尽头。我们的部队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打退了敌人的重点进攻。


    因为有了党对我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,我才能做些工作,才有幸福的晚年。我会与子女一同牢记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理念,勤奋工作,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。


    1952年,组织上调我到华东军区公安政治部直工科任副科长,负责司、政、干、后直属队的宣传工作。当时正值“抗美援朝”,按照指示,重点抓干部的政治学习和战士的政治文化学习。我请来了部队和上海市的领导为我们讲大课,部队的师级干部也来听课。
    课堂坐不下,我就请后勤部帮忙解决。他们加班修建了一个简易大课堂,除了一个讲台外,没有课桌,大家都在膝盖上记笔记。大家学习情绪高,上海的夏天很炎热,大家全身军装,汗流浃背,但都坚持三小时认真听课。
    1953年4月,上海部队选举我为部队妇女代表,同上海市五位代表一起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,我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。同年冬天,组织上调我到上海边防检查站任政治副站长。
    199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,中央组织部等部门给我送来天安门观礼台的请柬。 2005年12月,共青团中央给我送来请柬,邀请我参加纪念一二·九运动70周年大会。
    多年来,尤其是参加这些活动时,我就想到从15岁开始,正因为有了党对我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,我才能做些工作,才有幸福的晚年。我的儿女都是党员,工作中也受到单位的培养、鼓励和表扬。我一定会与儿女们一起牢记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理念,勤奋工作、为人民服务,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。盼望亲爱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!
(供稿/离退休工作处;整理/殷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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